“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城市依旧车水马龙，背井离乡来打工，只为实现心里那个美梦。”《打工难》歌曲不但表达了打工的困难，同时也传递着他们那乐观的心态。
一堆木柴燃烧的烈火旁，几位在外打工回来过年的同乡唠起了家常。“这两年打工都是全国各地乱跑，去年年初几个人相跟着在深圳的一家工地上打桩，现在深圳的工程结束了。今年过了年打算去郑州找个活干。你们谁那有工程项目的，带兄弟一个。”年近50岁的张清平笑着对乡邻说。“我看你是这几年在外面打工心都跑野了。你岁数也不小了，跟着我们在县城给人家搬砖得了。”一旁的张升说。张清平呵呵笑道，“再干两年就回了，老了也快干不动了。虽说在外打工一天少说也100多元，但是也危险啊。去年一个工人在工地上出了意外，左腿截肢，工地负责人给赔了2万块钱打发走了，以后恐怕只能在轮椅上过了，家里的顶梁柱也算是塌了。”
高德新来太原已经有20年了，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干过了，现在在太原做装修工作。早上8点高师傅就来到了太原茂盛装饰城的门口和其他的工友一起等待客户，每天都会有人来咨询，问一下价格，打听一下市场情况，能谈成的很少。“平常我们会用打牌、下棋、聊天的方式消遣时间，等待顾客上门找工人。”高师傅告诉记者，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一般开工就要工作两三个月，干完之后就要寻找下一个客户，可能与运气有关，有的不到十天就找到一户，有的一个多月也难等到。
家住长治市平顺县的张程有个烦心事，整日纠结于外出打工还是在家乡创业中。他之前在县城开了一家服装店，前几年生意还不错，近两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生意越来越差，难以维持服装店高昂的房租和家庭的各种支出，羡慕在外打工的朋友，虽然回家的次数有限、与亲人团聚的时间少，但是家里建起了小洋楼，孩子也送到城里上学了，生活是越过越好。“之前开服装店也没出过太大力，跟着朋友出去打工，一天的劳累就使我痛苦不堪，坚持几天之后就放弃了。没有一技之长很难在社会中生存，我现在要重新考虑是要创业还是外出打工了。”张先生无奈地说。
打工难不仅仅是找工作难，好不容易找到了工作，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讨薪也快成了“技术活”。春节本应是一家团聚、欢欢喜喜的场面，然而，家住太原市阳曲县的李宏庆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最近两年工作不太好找，2014年以前跟着一个施工队干工程，到了2014年效益不好，工程队解散之后就开始在家休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零零散散地做过一些短期工作，工资低而且工钱也不按时发。2015年3月，老乡给介绍到县城一家建筑工地打工，每天80元，这都要过年了，辛辛苦苦干了快一年的工资却迟迟发不下来。”李师傅告诉记者，老伴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上大学的女儿，没钱过年愁得天天睡不着觉。
春节前夕还有不少市民拨打本报热线反映有遇到农民工为讨薪在街上游行的情况。面对他们无助的面孔、孤独的身影甚至讨薪的悲剧都让人心寒不已。一些用工单位抓住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不注重保护自己合法利益的缺点，在针对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上不履行承诺，在发放工资时拖拖拉拉，少发甚至不发。解决农民工欠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日前国办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意见》不但明确工资支付各方主体责任，明确的“债主”解决了讨薪时“债主”难寻的难题。而且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推行银行代发工资制度也将有效地保障农民工工资的发放；推进企业工资支付诚信体系建设、依法处置拖欠工资案件更是加大了对拖薪欠薪企业的打击力度。
记者感言
打工族，这个群体至少已经流动了两代人，有的甚至祖孙三代同在一个工队里。若在平时走进这个群体，我们总会生出些沧桑和悲凉感。然而，春节期间和他们在一起侃天说地，你会发现，所谓的沧桑、悲凉只是城里人优越感的自我矫情而已。这个群体是快乐的，因为他们靠双手养活自己支撑家庭；这个群体是智慧的，因为他们在自己举办的“打工春晚”上，也有“到底是谁为社会进步做的贡献大”“盖起高楼千万栋，没有一间是我的”的发问。
他们的快乐来自于骨子里对劳动、汗水的认同，这种从爷爷的爷爷那里就传承下来的认同，让他们在春节回家过年相互聊天的时候，能够把遭遇当故事、把磨难当经历、把辛酸当笑谈——尽管还有工资被拖欠着，吃的饭菜也不够美味，还得提防老板跑路、遭遇工伤事故……
刘强是长治市壶关县石坡乡的一个大龄未婚青年。出生于1987年的刘强，是一名退伍军人。转业后在一家保安公司打工，每月有两千多元的收入。眼看着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一个个成家立业，他的心里越来越着急。“农村人结婚早，一般在刚满法定结婚年龄的时候就结婚了。有的年龄不够的就先办婚礼，然后再补办结婚证。”刘强告诉记者，农村人结婚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相亲，而相亲的范围就集中在附近几个村子，通过亲戚、朋友介绍认识。结婚晚的话，附近年龄合适的女孩都被挑完了。看着很多同学都结婚了，刘强很有压力，感觉都有点抬不起头来。
刘强的父亲已经快60岁了。前些年生了一场大病，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每年还要花一大笔钱去买药。刘强家的房子，经过30多年的风雨侵袭，已经破旧不堪。两年前，为了让相亲的时候能够看起来更体面一些，刘强花钱把院墙和大门重新修缮了一下，在外边看起来已经焕然一新，但是没有能力重新修建主屋了。窘迫的家庭状况，让大部分和他相亲的女孩望而却步。即使相亲成功，结婚的钱从哪里来，也是他发愁的一个大问题。“现在在农村结婚没有二三十万是根本不行的。我之前相亲见到的一些女孩子，上来就问在县城有没有房子，听到没有后就直接扭头走了。结婚成家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了，现在咋就这么难呢？”
对于大多数并不富裕的农村家庭而言，日益高涨的礼金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而高额彩礼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农村的攀比心态。在一些农村父母眼中，彩礼就是女儿的“身价”，彩礼要得少了，会显得女儿“不值钱”，父母会很没面子。“农村就是这么一个很小的生活圈子，村子里哪家哪户发生的大小事情很快就传开了。你家姑娘彩礼收得少了，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也不好意思开口。”长治市平顺县青羊镇的王里海说。同时，面对农村日益增长的离婚率，很多女方父母会把彩礼作为女儿的婚姻保障。“在我们村和我同岁的人有20多个，离过婚的已经有四五个了。有个同学刚结婚两星期就离了，彩礼钱也要不回来，最后去法院打了官司。”王里海说。王里海告诉记者，农村的高离婚率跟“闪婚”式的婚恋方式有关系：“农村人结婚都是通过相亲，如果双方都愿意的话，从认识到结婚一般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这在城市里算是闪婚了，但是在我们那里却很平常。我一个表哥，和他对象相亲后两星期就结婚了。”由于双方在结婚前并没有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和磨合，所以婚后产生矛盾的几率也就比较大。与此同时，较为保守的传统婚姻观在农村已经悄然瓦解，离婚在农村已经不再是什么羞于启齿的话题。
壶关县民政局局长阎文斌认为，造成农村“结婚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因素来看，农民收入渠道多元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为结婚消费高涨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从社会因素来看，伴随着我国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导致农村大量女青年流失，男女比例失调，农村男青年面临着严峻的择偶困境，不得不支付高额彩礼以取得婚姻成功；从心理因素来看，从众心理、面子观念与盲目攀比心理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举办婚礼更加气派，花费随之高涨；从文化因素来看，消费主义和都市文化已渗透到农村居民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更多的农村青年不再满足农村生活现状，对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充满了向往和追求，在结婚消费上纷纷效仿城市人。”
记者感言
他们笃信干活赚钱才能养家，但是“家”对有些偏远的农村大龄青年来说只能是内心的寄托。概念上的“家”是偏远的农村，但她似乎越来越远；具象的家是房子和老婆孩子，但巨额的彩礼和造价又让他们茫然起来。“结婚难”现象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记者建议，要把农村男青年婚姻问题当作民心工程来抓。各级政府要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要把大龄男青年难娶的问题当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当作民心工程来抓，在人力、资金等方面倾斜和支持这个“民心工程”的顺利开展，让农村青年更有幸福感。共青团、妇联和乡镇政府等要积极牵线搭桥，搭建农村未婚大龄青年婚介平台，成立“红娘协会”等民间婚介服务组织，设立“月老”“红娘”奖，利用节假日农村女青年回家过节期间，多组织一些健康有益的文娱和社交活动，为他们提供认识和交流的机会。
走近他们，记录他们乐观背后的故事经历，我们的社会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
本栏稿件由本报记者李为民实习生高蓉通讯员秦风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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